吴广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日本战争责任、中日关系和大国战略的研究。主要著作：《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主编《战争反思丛书——战争罪责》、《日本：战争责任不容回避》、《世界领袖人物群像》、《东史郎诉讼案与南京大屠杀真相》、《谁编造了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暴行——南京大屠杀的铁证》、纪实文献录像片《南京大屠杀实证》(录像带、光盘) 、主编《南京大屠杀图证》等。

图为吴广义在首届中国芷江·国际和平论坛上演讲

一  从历史看，应该重视芷江精神


    重温历史，芷江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中日强弱之势非常明显，不仅总体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在工业基础、国民素质、全国战争动员体系及后勤支援能力等方面，都处于绝对弱势，所以日本军部决策层面充斥着“对华一击局部解决论”以及“三月亡华论”。日本军部强硬派的狂妄预测，并非夸大其词，国际军事专家亦有同样的评估，即中国最快一个月，最慢六个月，就会失去一切作战能力，向日本无条件投降。宋美龄赴美求援，在国会讲演时，提出：“我人宁可抵抗到底而光荣的失败，也不畏惧屈服而屈辱的失败！”这是用视死如归的精神去感动美国人民，而丝毫不敢轻言取胜。

    初期，日军在军事优势在中国军队死里求生的牺牲精神面前，以及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自卫作战中表现出来的巨大潜能，不断遭到重创，预期的通过战略歼灭战来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没有实现。随后，战略上则由中国主导全局，主要表现在中国实施且战且退，“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这个空间就是我国的广大领土，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日军受到这一战略的牵制，被迫跟进，最终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我国“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中，空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芷江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凸显出来。

    日军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之所以保持强大攻势，主要还是依仗海空军绝对优势。日本的海军是世界一流，而中国海军根本无力还手，但是日本海军对陆军的火力支援，只能限制在沿海和内河沿岸的范围。而日本空军的作用，既可以支持陆军的战斗和战役，还可以轰炸战略要地、后勤补给乃至政治经济枢纽。当时日本空军有自己设计生产的先进飞机2173架，中国空军只有购买的二流飞机304架，能够上天的只有100多架。

    尽管如此，中国空军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 以弱抗强，迟滞了日军的推进速度。

    我认为，中国弱小的空军在抗战初期发挥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阻滞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为我国大后方的战略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弱小的中国空军能够阻滞强大的日本空军，除了中国飞行员具有为国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等因素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陈纳德将在芷江建立航空学校作为开端，培养了新一代中国飞行员，并且为我国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空战战术，使得中国空军常常能够出其不意、以少胜多；其二是陈纳德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在当时没有雷达装置的情况下，为中国设法建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的防空警报系统，使我国空军常常能够从容应对，以弱胜强。

二、 保卫了中国的大后方。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尤其是凇沪战役开始之后，即对我国实施战略和政略大轰炸，妄图用恐怖屠杀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和军民屈服。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指出：“轰击无须直击目标，以使敌人恐怖为着眼点”。在攻略上海、南京等地时进行狂轰滥炸，成为其在局部战役中得手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我国大后方的战略轰炸，则不得不推迟至1938年底才开始实施，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空军一直抵抗到这时，实在是消耗过大，加上日本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零式飞机投入战场，使得空战力量对比更加悬殊，连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都难以招架并撤走，我国空军处于“最低谷期”。所以日军才得以在1939和1940年肆无忌惮地轰炸陪都重庆、兰州、昆明等大后方，而此时我国的大后方已经作好了经受这种轰炸而进行持久战的准备。

    抗战初期到战略相持阶段，在凇沪战役、武汉会战等大战中，中国空军都有以弱击强，甚至以少胜多的战例，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空军还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以至于到1940年底只剩下65架飞机，日军几乎完全掌握了中国的制空权。

    从芷江空军投入抗战开始，随着1941年飞虎队、1942年美国驻中国航空特遣队和1943年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陆续参战，则遏止了日军对我国大后方的战政略轰炸，逐渐控制了华中战场的制空权。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正是看到中美联合空军的巨大作用，所以在1944年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之中，将摧毁衡阳、柳州等西南空军机场作为重要战役目标；正是看到芷江空军基地的巨大作用，所以于总崩溃之前做孤注一掷，发动湘西作战，企图拔除芷江机场这个眼中钉。然而却遭到芷江空军和当地军民的迎头痛击，芷江保卫战作为对日最后一场空陆立体大战，取得辉煌胜利；芷江抗战则载入史册，彪炳千古。

   芷江抗战体现了特有的芷江精神，那就是：

一、芷江民众的不屈不挠精神。芷江机场这样的远东第二大机场，是当地民众采用人拉巨型水泥磙子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修筑的，并且能够在日机的屡次轰炸过后，都迅速修复机场，保证了中美空军的及时参战。这就是芷江精神。

二、芷江中、苏、美等国的空军将士的顽强抗争精神。他们在战机落后、配件不足、油弹短缺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换来了我国“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实现，迎来了我国空军由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的转折。这就是芷江精神。

    他们志愿援助了我国的抗战，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却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在所有援助中国抗战的外国人之中，陈纳德将军功勋至伟，而他的业绩是同芷江抗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芷江精神。

    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芷江精神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英雄交响曲”。

二  从现实看，理应光大芷江精神

   
    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过去58年了，可是迄今日本对侵华战争历史拒绝反省和认罪，甚至大搞翻案活动，酿成阻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历史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实质：既是日本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并采取相应的方针、政策、战略的本国内政问题；又是日本是否服从国际判决、履行国际条约和遵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原则的国家诚信问题；更是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关乎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影响东亚稳定与和平的国际关系问题。为了不让侵略战争的恶魔重新肆虐，对历史上的侵略和自卫必须辨明，邪恶与正义不能混淆，日本侵华历史决不容许篡改，因此我们要光大芷江精神，遏制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

    战后日本历届保守党内阁执行战争责任的双重政策：在国际只承担最小限度的战争责任，在国内则通过将战争责任暧昧化而予以否认。于是，日本社会仅仅展开了是“自卫战争”还是“侵略战争”的争论，并且以此区分为“保守”与“革新”两大阵营。在这种政治对峙关系下，日本国家的战争罪责这一最敏感的问题，被搁置起来，即使在革新阵营内部也没有被作为迫切要解决的课题。日本政府将日本战争责任问题设为“禁区”，极力加以回避，日本社会对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迄今没有明确的认识和认真的反省，大多数民众甚至不了解侵略战争的史实。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对待侵略战争历史及其责任的认识逐渐恶化，主要表现为：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政策进行了调整、转换和再调整，总的趋势是掩盖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和认罪；日本右翼团体和保守派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而日本大多数民众对日本侵华战争缺乏认识和反省，为日本政府的政策所主导和右翼保守势力的鼓动所左右，成为其群众基础。日本政府、右翼保守势力和大多数民众互相推动，致使日本社会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事态。对此，日本左翼进步力量坚决抵制，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强烈反对。这些表现、事态和影响，汇集成为“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可以说，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表面看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有两大目标：其一是采取了与反省侵略罪行并承担战争责任的德国相反的路线，蓄意掩盖侵略战争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企图借此甩掉战争责任的包袱，以恢复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其二是通过拒不承认侵华罪行，破坏中日双边政治协定，来打压中国政府的威望，压抑中国人民的气节，引领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遏制中国的崛起，以确立其东亚领袖地位。

    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对侵略战争拒绝反省和认罪。战后日本历届政府迄今连对华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这一点还没有正式承认，就更谈不上道歉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首相，正式承认当年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在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虽然没有承认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是毕竟承担责任并深刻反省，可是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今年5月31日则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述为“日中有过一段对立的时期”，连认错的意思都没有。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目标与右翼保守势力的政治诉求完全合拍并形成合力。

    “9.11事件”以来，日本政府借美国单边主义全球战略之势，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将违背有关国际条约的承诺和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推行单边主义，即将参拜靖国神社经常化、制度化，将继续批准歪曲战争历史的教科书的出版，拒绝日本法院作出的对中国受害者赔偿的判决，加快修改“和平宪法”的步伐，公开抛弃“专守防卫”原则，加速发展军力和向海外派兵。日本政府将越来越轻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等外部抵制因素，而注重取得日本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于是借助右翼保守势力，在日本社会发起掩盖侵略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的“国民运动”；加上国际和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左翼进步力量抵制力量减弱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呈恶化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