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志，男，汉族，1928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汉寿县，大学文化，教授，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先后撰写、主编的学术著作有：《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国共合作的历史与展望》(合著)、《伟大的胜利》(合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教育》(合编)、《全民抗战，气壮山河》(合编)、《同盟抗战，赢得胜利》(合编)、《中国革命史》(合著)、《胡乔木书信选集》。经他审校出版的外国译著有：日本池田诚等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美国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发表的学术论文共50余篇。

图为李良志参加中国芷江·国际和平论坛

芷江受降的思考
——日本既未认输，也未认罪，历史问题不能“搁置”

    1945年8月21日上午，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等一行，代表派遣军总司令长官冈村宁茨，乘飞机从南京飞抵湖南芷江，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接洽投降的一切事宜。下午4点，受降仪式开始，中国陆军总司令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发给冈村宁茨的备忘录交给今井武夫，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一、本总司令奉命接受日本陆、海、空军投降；二、冈村宁茨立即执行投降命令；三、冈村宁茨应立即下达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四、冷欣赴南京设前进指挥所；五、海陆空军投降正式手续、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今井武夫对备忘录条款一一作出转达和执行的承诺，然后在备忘录上签字，并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的部署图。8月23日下午1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芷江接见今井武夫，询问了中方备忘录转交的情况，命令备忘录所立各项必须立即确实执行，宣布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下午2时许，今井武夫一行，“沉痛地陷于伤感”，飞离芷江。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从此开始，素称“西南门户，黔楚咽喉”的芷江，抗战和历史名城芷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抗敌胜利的受降城。

    芷江受降，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胜利结束，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芷江，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史上，在近百年的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今井武夫打着白旗到芷江投降，“日落芷江”，人们理所当然的兴高采烈，但也引起人们的深思，因为历史事实证明，日本既未认输，也未认罪。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在翻历史的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日本天皇裕仁在1945年8月14日告白天下的《诏书》和8月17日对陆海军人颁发的《勅语》吧！《诏书》本来是宣布日本战败乞降的投降书，但整个诏书中，根本找不到战败、投降的字样。日本官方和舆论界，自始至今，一直避免使用战败二字，而曰“终战”，称天皇的诏书为“终战诏书”。所谓“终战”，是仗打完了，不回答输赢的问题。《诏书》歪曲历史，不讲日本发动了要称霸世界的侵略战争，却大讲特讲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为了“谋求帝国臣民之安宁，同享万帮兴荣之乐”，是“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是“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丝毫没有“排斥他国主权，侵略其领土”之意。日本的宪法，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统帅陆海军”，有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的大权，因此天皇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应首先认罪，引疚自责。但在《诏书》中，他忏悔的，不是日本侵略军在战争中惨杀了几千万受害国人民，摧毁了无数的家庭，而是“战局之发展未必于我有利，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一句话，天皇引疚的是日本的侵略战争最后打败了。令人更难容忍的是天皇对他的几百万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睛、禽兽不如的皇军，不但不予谴责，反而歌颂他们“或挺身于瘴疠不毛之野，或效命于炎热狂涛之海”，“勇敢善战”，“英勇奋战”，“朕深嘉许”。《诏书》还倒打一耙，谴责美国使用“新式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在《诏书》中，天皇号召他的臣民们东山再起，要“举国一致”地“确信社稷之不灭”，“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天皇的“终战诏书”，与其说是宣布日本投降，还不如说是为日本翻历史的案，否认侵略、否认罪行，不服输，定下了基调，树立了样版。战后半个多世纪来，日本的政界、舆论界、教育界、历史界、文学艺术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翻案浪潮，即是明证。下面，让我们看看日本各界是怎样继承天皇的衣钵，翻历史的案，不服输、不认罪的吧！

    战后，日本的一些右翼历史学家，撰写了大量歪曲历史的著作，如1952年出版的《昭和之动乱》，1962年出版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1965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全史》，1967年出版的《满洲事变的研究》，1972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之幻象》，1983年出版的《满洲问题的历史》，此外还有《日本啊！要成为国家》、《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日本可以说“不”》……等等。这些浸透皇国史观、军国主义思想的著作，都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侵犯了日本在中国的主权”；“七·七”事变，是由于“中国军队非法射击”，打了第一枪；南京大屠杀是什么“虚构”、“幻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自卫”，是为“日满华合作”、“解放亚洲”等等。

    日本教育界的右翼人士，在日本政府文部省的授意和支持下，于1955年、1982年、1986年、1997年掀起修改教科书的高潮，强行将战后贯彻和平宪法精神出版的对战争性质、日军暴行作了比较正确阐述的历史教科书，予以修改。如将书中的日军“侵略”一辞，修改为“进入”，将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军民，改写为“据说杀死了许多人”，对书中日军强征“慰安妇”，实施细菌、化学战等描写，或者删除，或者淡化。

    日本的文学艺术界右翼人士，在篡改历史方面也绝不落后。一些右翼作家、影视家，出版或映拍了许多歌颂军国主义、歌颂日本战犯的作品，如影片《啊！海军》、《日本五十六》、《203高地》、《日本海大海战》、《大日本帝国》、《自尊——命运的瞬间》，漫画《战争论》等。

    日本的右翼政治家，在篡改历史方面，起了领衔主演的作用。如首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森喜郎、小泉纯一郎，大臣石原慎太郎、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藤冈信胜、清濑一郎等，他们或参拜靖国神社，或不时放出翻案言论，或发起成立“遗族会”、“国会议员联盟”、“历史的研讨委员会”等右翼团体，或一次又一次地策动修改宪法。由于这些首相和大臣们的煽动，在战后的日本，形成了从皇室到政界、军界，历史界、文化教育界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否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否认日军在战争中的种种暴行。他们不服输，也不认罪。他们之中，有两个最为典型的人物，即石原慎太郎和小泉纯一郎。石原慎太郎口口声声称中国为“支那”，说这个蔑视中国之辞，“可正正堂堂地使用”；他在日本的《文艺春秋》上发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引用英国作家威尔兹的话说：“21世纪中期，世界将以日本为中心实现统一”；1992年，他狂妄地宣称：“恢复‘大东亚共荣圈’的时机已经成熟”。小泉纯一郎，三次参拜靖国神社，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策动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军事上积极支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发射间谍卫星，热中派自卫队到伊拉克、阿富汗、柬埔寨。美国《商业周刊》今年7月4日发表文章说：“两年前，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如果有支撑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发射间谍卫星、派自卫队到全球热点地区的想法，那他离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可是，小泉纯一郎不但有此想法，而且实际在做，他不仅没有下台，而且这次又已连任。当前，日本政界窥视和谋我台湾的举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日本有人认为，我国维护对台湾的主权，是什么“得陇望蜀”，说“中国必须分裂”，《日美安全条约》必须包括台湾海峡。去年8月，日本提供条件，允许台独分子在东京举行“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第29届年会”，陈水扁在会上提出“一边一国”，以“公投”实现台湾独立。去年11月，日本首相智囊团提出日本对外政策新战略，声称日本应加强对台湾的“全方位关系”。

    以上种种事实，不仅说明日本自投降之日起，不服输，不认罪，要翻历史的案；而且说明，日本在一步一步地走军事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上述事实也说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并未解决，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它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原则性的争论，而且都是由日本方面挑起来的，想避免也避免不了。

    值得提出的是，今天我们国内理论界、历史学界，有的学者的认识，与我们完全相左。他们提出今天在中日关系上要有“新思维”，要进行“外交革命”，他们坚决主张“搁置历史问题”，并阐述了种种理由。

    一种理由是说，中日历史问题，不是我国当前占“压倒性意义的问题”，占压倒性意义的问题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未来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国家的强大。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因为我国政府并未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并未因历史问题的争论，放松经济建设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此外，在历史问题上分清是非，与经济建设等并不相悖；相反，如果我们保持沉默，不仅会听任日本右翼以错误历史误导人民，而且也会模糊中国人民的视线。日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是建立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有什么友好可言！又怎能企盼和平！正因为如此，我国领导人反复地、毫不动摇地坚持，日本必须“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就不能把历史抛在一边，就不能被“搁置”起来。

    另一种观点是中日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日本已进行了“21次道歉”，而道歉也不必“拘泥于形式”，又说今天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并“没有大后退”。是的，日本政府领导人确实就对华侵略，进行过多次道歉，是不是共21次，人们也不屑统计，人们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道歉之辞，以及道歉的出尔反尔。先说用辞吧！如说日本过去给中国“添麻烦”了，日本要对过去的“不幸事件”进行“诚恳地反省”、“谦虚地反省”、“实事求是地反省”、………，如此等等。请问，这样的用辞够道歉反省吗？我们知道，日本的商品，以其打造的精美闻名于世，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国的道歉用辞，其精心雕琢也是无与伦比了；更令人反感的是， 有的领导人刚在卢沟桥反省道歉，一回国就立即去参拜靖国神社，还挑衅性地成立“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之会”。如此闪烁其辞，今日反省明日还原的道歉，莫说是21次，就是210次又会怎样！这样的道歉，能说中日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吗？至于道歉的形式，也不能说不重要，但中国人民并未要求日本政府领导人像德国总理一样，在卢沟桥的纪念碑前下跪，但像德国政府一样就他们在历史上的罪过作出忠诚的反省、道歉，这总不过份吧！说日本今天在历史问题上“没有大后退”，人们自有公论。我们只要拿今日之日本教科书同日本在战争结束时的教科书相比较，就可得出结论。把侵略一辞修改为“进入”，否认南京大屠杀，认为日本发动的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都 是为“自卫”的战争，也是为亚洲人民“解放”的战争，难道这样的后退还不够大吗？